伍廷芳及其素食思想析論：衛生、養生與修身

一、前言

二十世紀初，西方知識經由報刊、現代教育和學會廣泛傳播於中國社會。除了學術和政治思想之外，關於身體衛生、飲食保健等醫療知識也同時傳入。「素食」作為符合當時西方衛生理念的飲食方式，逐漸受到知識圈的重視。同時，1920年代西方興起的動物保護觀念開始與中國本土素食理念對話，促使素食在民國初年形成以上海為中心的社會風潮。[註2]

就理念而言，此一時期的素食主張大致可分為兩條主軸。其一為「衛生素食」。此類理念結合西方現代醫學知識與中國傳統養生觀念，在強調身體保健和養生的原則下發展而成。例如伍廷芳提倡養生之道、李石曾（1881-1973）強調黃豆的營養價值、孫中山（1866-1925）認為蔬食有助於調理身體，皆是以「衛生」為由論之。[註3]

「衛生」一詞在中國古代文獻中早已出現，不過在近代以前，「衛生」的意義更多是意味著「保衛生命」的日常養生之道，而非具有公共性的身體治理。具有西方意義的「衛生」一詞則是由日本人所創。十九世紀末，日本醫療官員長與專齋（1838-1902）以《莊子》中的「衛生」一詞翻譯德文Hygiene，並將此譯語傳回中國。[註4]Rogaski指出，「衛生」一詞在中國社會逐漸流行之後，其定義並未形成明確界線，內涵多元而鬆散。當時中國知識界對「衛生」的理解，仍深受古典文獻中的意涵影響。因此，當西方科學中涉及公共性的身體治理知識進入中國社會時，中國社會一定程度地與傳統養生觀念交織融合，逐步形塑出一種兼具中西特質的身體觀。[註5]

在詞彙意義尚未定型的狀態下，各種對於衛生的詮釋彼此交疊，飲食領域對衛生的理解也是如此。強調無肉飲食的素食主義，時常援引中國傳統膳食養生的解釋，其預防肉食中毒和消化障礙的特質，又被以西方醫學知識框架來解讀。因此，「衛生素食」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社會，大抵上被理解為既有傳統養生膳食底蘊，又帶有現代醫學特色的新潮飲食理念。其意涵更是隨著提倡者的知識背景與思想資源，而被賦予不同的解釋途徑，成為中國社會對於西方現代性所追求的詮釋。

其二是「護生素食」，這和中國佛教的戒殺傳統相關，可以追溯至梁武帝（r. 502-549）所制定斷除酒肉的規範。[註6]近代以前，這種素食的實踐大多以出家僧人為主。到了明末，因功過格盛行，加上雲棲祩宏（1535-1615）大力提倡戒殺與放生，素食才逐漸成為士大夫階層的風氣。[註7]清末民初，因傳播技術革新，佛教徒如印光（1862-1940）、李圓淨（1894-1950）、弘一（1880-1942）、豐子愷（1898-1975）等僧俗，透過佛教印刷品的出版，將護生的教義以更廣泛的方式流通。[註8]同時，如呂碧城（1883-1943）者，透過參與國際西方的動保運動和翻譯文章，將當代動保思想引入中國，並創辦中國保護動物會，以動物保護的觀念提倡素食。[註9]此外，民間宗教的發展和無政府主義者的提倡，亦一定程度造成素食主義在民初的流行。[註10]

思想來源複雜的素食風潮，參與了當時社會中對於醫學、動保、宗教與政治層面等諸多議題的討論。大體上，「衛生」與「護生」是兩條最主要的脈絡。而這波風潮中，中國第一個本土素食組織「慎食衛生會」創立者之一的伍廷芳，被視為中國現代素食主義的先驅。作為一名清末民初的政治精英，伍廷芳創立素食會，並且撰書推廣素食，其思想來源及其對素食主義的詮釋值得深入探討。

二、慎食衛生會的成立

慎食衛生會是一個以推廣素食為宗旨的聚會型組織，關於它的成立，可以從伍廷芳的引退生涯談起。1910年3月，伍廷芳卸任駐美大使，返國銷差後，8月便以病為由辭官，退居上海。[註11]慎食衛生會雖成立於1910年，但其構想可追溯至更早。根據李石曾自述，1908年他在與伍廷芳的會面中，便已經決定要成立慎食衛生會。[註12]李石曾在當時因創辦巴黎豆腐公司而返國募款，在上海短暫停留的期間，他經黃秀伯（生卒年不詳）的引薦結識伍氏。[註13]兩人相談後，發覺志向相同，便決定籌辦衛生會。[註14]然而，伍廷芳早在1907年9月便已接下第二次出任美洲四國大使的任務，長期駐外；而李石曾則在1909年前後返回法國，繼續經營其豆腐事業，致使計畫擱置。[註15]

目前能找到慎食衛生會最早公開紀錄，見於《浙江醫藥學報》刊載的〈醫事新聞：慎食衛生會〉。[註16]同年，《中西醫學報》與《申報》亦刊出相同章程。[註17]文件章程中，較為重要的前六條如下：

1. 本會以改良食品，研究衛生，俾免病苦而登壽域爲宗旨。廷芳等就學識所及，身經親歷者，箸說發明，隨時刊布，以餉同志。

2. 食品改良以不食血肉毒品爲綱，他若費財傷生之烟酒等物，皆在應戒之列。本會同人，各舉所知，另刊耑書，以廣勸告。

3. 肉食之害，甫經發明。衛生家雖不乏知者，而每苦於素食，或難戒絶。本會特别研究於代肉物料，選備頗多。將來擬編印書報，開會演說。並應特設一食品售賣處，改良烹飪，俾戒肉者漸入佳境，而無所苦。現暫指定法界密采里爲本會改良食物之所，並備有無酒精之葡萄佳釀，專爲便於同人宴會起見。凡發起諸君，及本會出力之人，皆另贈餐劵，取價格外從廉。

4. 本總會暫借設上海愛文義路一百號觀渡廬伍寓，分會設法京巴黎生物學會。凡有志入會或不即入會而欲研究此事，皆可通信賜敎。互換知識，再來函請逕寄上海馬霍路德福里三百八十二號半門牌。本會書記朱君總收。彚交廷芳等分别函答，或登報總覆。如有面詢事件，亦請先向朱君接治。

5. 凡入本會。永不食血肉毒品者，即爲本會會員。

6. 凡深知毒食之害而不能遽絶肉食者，亦可附入本會，爲本會之贊成員。[註18]

慎食衛生會的會務自1910年9月7日正式展開，由伍廷芳任會長，李石曾任副會長。每隔兩週舉行一次聚會，時間固定於下午二時至三時，地點設在伍廷芳的上海寓所觀渡廬。分會則設在巴黎的生物學會，由李石曾所主持。事實上，李氏大多時間待在法國，直至隔年夏天才返國。因此大多事務，乃是由伍廷芳所主持。[註19]

伍廷芳主持之下，他提倡吃素目的是能夠「免病苦而登壽域」，這和他在兩年後所出版的《延壽新法》宗旨相同，都希望能夠以素食、戒菸酒等方法，落實衛生健康的理念。過去研究多著重於素食運動整體的形成脈絡，對伍氏自身觀點的獨特性關注並不多，但其素食思想與當時代知識份子有許多相異之處，其獨特性必須透過比較才能顯現。梁其姿就指出伍廷芳對於素食的解釋偏重於生理學；李石曾則是從食物中的營養成分來詮釋。[註20]這個解釋大致把握了兩人的觀點。兩人同樣都反對肉食，但更細緻地分析，伍廷芳傾向將素食視為一種養生法；李石曾則將其視為幫助民族富強的國家工程。[註21]

傅家倩的研究指出，二十世紀初，隨著西方營養學知識傳入中國，牛奶在西方飲食文化中被視為營養學的基礎食品。透過身高與體重等生理測量數據，部分科學論述認為中國人體態上的源於牛奶攝取不足。然而，中國自古以來生產和食用牛奶的文化並不發達。在此背景下，知識界開始尋求替代方案。十九世紀以來西方農業技術和食品化學的發展，使黃豆的種植與加工技術日益成熟，讓中國知識圈開始關注到本土產的黃豆或許可以成為替代方案。[註22]

在農業生產與營養科學交織的知識脈絡下，學習農業化學的李石曾主張中國本土所生產的黃豆應成為飲食中蛋白質的主要來源，並且更應推廣至全世界。傅氏認為李石曾推動黃豆的主要目的在於解決中國科學現代化的課題，其論述從黃豆生產與加工的技術效益出發，延伸至國民體質與國家強盛。由此脈絡來看，李石曾的素食主張並非單純的飲食選擇，而是以黃豆生產與加工技術為核心，在營養學論證的支撐下，回應食物生產技術現代化的問題，並將素食納入其政治論述之中。[註23]

經過知識背景與推廣目的之比較，便可以發現伍、李二人對於素食的理解有根本上的差異。伍氏的知識來自於中國的養生傳統和西方的衛生知識，李氏則來自於對於農業技術革新和國民體質提升的追求。

而伍廷芳的素食觀點具體受誰影響？從伍氏在1914年所出版的《美國視察記》（America: Through the Spectacles of an Oriental Diplomat）中或許可以找到答案。伍氏自言他的觀念乃是受到亨德森（Mary Foote Henderson，1842-1931）的啟發。[註24]出使美國期間，伍氏在閱讀亨氏所著《健康貴族》（The Aristocracy of Health）一書後，開始關注衛生議題。亨德森主張透過節制飲食與自我管理，來推動社會的進步將衛生、健康視為道德實踐的觀念，對伍廷芳影響深遠。伍氏自言此書讓他成為戒酒者和「衛生家」（sanitarian），並開始勸人奉行這套理念。[註25]

但伍氏的觀念也並非只受到這種衛生道德觀的驅動。駐美時期，他進一步去尋找人類應當茹素的其他論證。[註26]在《美國視察記》中，他提到當時美國著名的醫生、營養學家開洛洛博士（John Harvey Kellogg，1852-1943）對他的影響。[註27]伍氏在舉出多位素食運動員的例子，以反駁吃素會削弱體力的偏見，指出開洛洛博士曾透過醫學的理論告訴他素食的優點，以及自己親身食素以至於在老年還能保持良好的體力。[註28]亨德森的著作主要啟發了伍氏對衛生與節制生活的理念，而開洛洛則是這一理念提供了醫學上的實證基礎。

此外身為外交官，伍廷芳常常需要出席許多宴會場合。書中有一章〈宴會〉，專門討論中西宴會在禮儀、食物與風俗上的差異。他提到美國的食物仍有改進空間，衛生部門應參考中國佛寺的齋食，那是世界上最健康、衛生的飲食。[註29]

這說明伍氏對素食的根本信念並非出於宗教信仰，而是基於一套以醫學與養生為依據的衛生理想。可以發現伍氏所推崇的素食不僅是個人衛生，也被視為推動公共衛生與改善飲食風氣的重要途徑。他不僅在中國倡導素食，並且將其視為可以擴展為世界性議題的實踐。這也說明了他為何選擇在密彩里西餐廳設立慎食衛生會的食物改良場所。伍氏希望西方的素食思想可以融入中國的文化語境中，同時讓中國傳統素食所蘊含的文明價值得以彰顯。這樣的考量，或許就能視為他日後以養生作為素食推廣核心動機的原因。也體現出與中國本土宗教的素食觀、李石曾的科學素食之間的不同。

伍廷芳對於素食的定義也有其獨特之處。在《證道學說》中，他就以一個案例回答中國素食和西方衛生素食的差別：

我以一事案之，汝則明矣，有一老人食不消化……精神由此薄弱，因而老疾纏身，苟能食素？非中國之冬菇腐竹之素，乃衛生素食，則食必消化，夜必安睡，而精神強壯，老疾自減矣，故我謂食素不獨仁於物，而亦仁於己者也。[註30]

他對「衛生素食」下的定義是「衛生素食乃外國人之素，以雞蛋、牛奶、奶油、乳餅為君，以蔬果穀粟為臣。」[註31]可見伍廷芳所推崇素食乃是蛋奶素，而非純素。這種分類並非伍廷芳自己的想法，更有可能是受到當時西方素食主義的影響。若要更清楚理解伍氏所言「衛生素食」與後來科學素食論之間的異同，可以參考李石曾提出的分類。李氏在〈肉食論〉一文中，透過素食這個詞在法文中的不同，將素食分為純素、蛋奶素二類：

不食肉者亦有數派：一曰Végetarisme，讀作「衛食達宜斯母」，猶言衛生之意，普行於世也。此派主張不食血肉，而乳卵不在禁戒之列，因二者無血肉之流弊，可以補素食之不足，又如茶酒咖啡均有刺激腦筋之力，亦宜戒也；二曰Végetalisme，讀作「衛食達力斯母」，猶言專食植物之意，此派則純食植物，並乳卵而去之矣。以上二派名義具常混而不辨，其名僅別於宜力二字，其實則有乳卵取捨之分，言者聞者恆易分別，必加言食乳卵與否而後明了。然則第一派者，亦恆有不實乳卵之時，故二者終無嚴明之界限，亦可視此派為肉食素食之過渡也。[註32]

認為蛋奶素是肉食和素食的過渡方式，同時他也提倡黃豆的營養價值勝過牛乳：

則大豆之價最廉，與他國同類之豆相比，其價減至一倍乃至五倍。若以豆中所含之四合乳質（或卵白質），與肉中、乳中、卵中，以及各種菽粟中之四合質相比，其價則減二倍以至數十倍不等。由此可見，大豆之特長實可信矣。[註33]

李氏對於植物性蛋白質的營養抱持勝過肉、乳、卵的態度，不過也並非完全排斥蛋奶，文中又提到「凡患神經症，皆應戒肉，雞子本系良品，惟性稍刺激，故亦不宜多食，以植物與牛乳食品為最佳。」在治病的前提下，蛋奶的食用可以被接受的。[註34]透過李石曾的理解，可以發現伍廷芳認為適合中國人的素食是蛋奶素，而非所謂的純素。蛋奶素主張可攝取乳卵以補充營養，後者則排除一切動物性食材。伍氏要強調的重點是飲食的消化性與營養均衡。兩人雖同樣都提倡素食，但思想重心並不相同。這種理念上的差異，也反映在他們各自推行素食運動的實際形式上。

慎食衛生會作為中國第一個現代化的素食組織，其設立理念正體現了這一思維。伍廷芳以自身的衛生觀念為藍本，將素食視為改善國民健康、延年益壽的實踐方式。李石曾的素食思想則逐漸轉向具有政治與倫理訴求的層面。1912年他和汪精衛（1883-1944）、吳稚暉（1865-1953）等人在上海成立的道德促進組織「進德會」，強調參與的知識分子要戒除生活中許多不良的習慣，並且把戒菸、戒酒、戒肉，視為組織內會員最高層級的規範。[註35]1941年，李氏又於上海、重慶等地成立世界素食聯合同志會，希望透過素食的護生理念，來反對弱肉強食的風氣，已求世界和平之願景，用以回應當時的世界上的戰爭問題。[註36]從這點來看，伍廷芳初期的素食主義，所追求的面向並沒有太多在道德人文上的連結，而是將健康狀況推己及人而已，如他在《延壽新法》中所述他的願景是：

以告世人，俾同登老子春臺，如游大雄世界，大地眾生，毋忘斯詣。尤願生富貴而負長才者。宏其功業，掃除疾苦，各葆遐齡，悠遊大同，豈不懿歟。[註37]

儘管伍廷芳推動素食的意願十分積極，慎食衛生會的運作卻十分短命，僅持續一年多便停會。這可能和實際執行上的困難有關。根據會章規定，會員不僅需斷除肉食，還需禁菸酒並繳納會費。對當時上海的城市精英而言，這樣的規範在日常生活中難以落實。隨時間推移，會務逐漸低迷，慎食衛生館在後來甚至為了因應大眾需求，還供應葷菜。願景與現實的落差，最終導致慎食衛生會停辦。[註38]辛亥革命後，伍廷芳的生活重心也不在推廣素食，而是重新回到官場，開啟了他在民國政壇的政治生涯。一直到1941年，慎食衛生會才由聞蘭亭（1870-1948）、丁福保（1874-1952）等人重新復會，不過聲勢也不如以往。[註39]

三、《延壽新法》中的素食觀念

主持慎食衛生會的同時，伍廷芳將素食和養生的方法撰寫成《延壽新法》一書。在1914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翌年再版。該書由瞿鴻禨（1853-1918）題序，並刊載於丁福保所辦的《中西醫學報》上，其版本源流高雨已撰有一文，進行詳細考證。[註40]據丁福保所記載，伍氏早在1903年即開始茹素，在主持慎食衛生會時，就已經有七年的素食經驗。[註41]其著書動機，依伍氏所述，乃是因為十年前因病纏身、藥石無效，在改變作息並實踐素食後，最終獲得康復。《延壽新法》結合了中國傳統養生知識、西方醫學知識，以及自身實踐與體悟的經驗。以衛生學的理論闡釋素食與養生，並引介傳統中國養生學較少見的觀點，例如強調運動、心理衛生的重要性等，與慎食衛生會所倡導的理念大致接近。

《延壽新法》全書共有十三章，以飲食、飲水、睡眠、太陽與天氣五大要素建構出伍氏的養生體系。書中依次討論〈人身之功用〉、〈飲食宜忌〉、〈飲食方法與時機〉、〈飲水〉、〈睡眠〉、〈日光〉、〈天氣〉、〈風氣〉、〈衣著〉、〈感觸〉、〈運動〉，以及〈菸酒之害〉。其中關於飲食的篇幅尤為突出，單獨佔據三章。伍氏強調少食與素食，並將之視為延年益壽的核心。

此書之中伍氏對於素食的提倡，主要出現在第一章到第四章。在伍廷芳的養生觀念裏，人類的壽命可以長達二百歲，不過因為欠缺保養，因此多為短命。延壽新法之目的，即是要透過日常保養的實踐，延長壽命。

《延壽新法》的第一章〈論人身之功用〉主要解釋人類的身體機制。伍廷芳認為人體最為重要的是血脈的運行，若是血脈阻塞，人便會生病，而滯塞的原因來自於飲食的不節。因此養生的首要方法便是少食。在這個大原則之下，伍氏分析了食物本身的性質，其引用西方衛生學的知識指出各種肉品消化時間的長短，「豬肉需待至五時十五分，雞鴨四時，牛肉四時，羊肉三時。飯與菜蔬。亦須遲至三四時，方能消化。」[註42]

在少食的大原則之下，伍廷芳從機械式的身體觀，來解釋食物的優劣好壞。在第二章〈論食物之所宜〉中對於食物性質的分類則更加詳細，提出「五端」，認為天氣、太陽、空氣、水和食品，乃是五種人體不能缺的要素，五種元素提供血脈順暢地運行。而血脈好比「氣機垂罏」，食物則是提供機器運作的煤薪，為血脈的運作提供動力。因此食物的選擇必需以量少為宜，才不會使得機器無法運作：並且食物的品質從「質清而易消化者，以充飲料」為原則。[註43]渣滓少為優先考慮，否則會導致消化的運作阻塞。在這個觀念之下，食物的分類方面，伍廷芳認為植物性食品優先於肉類，而肉類中亦有排序：

若果蔬、穀豆之類，無一不藉太陽而生，固其品質最為稱人生增益。此等品質，入口腹，易消化而少渣滓，為機器爐碳之最良自非肉食重滯之所能比擬。誠以牛羊牲畜、肥甘膩滯，魚蝦鱗介、腥雜污泥，自異輕清之品。渣多難化，更非腸胃流通之所宜。[註44]

伍氏對於食物的選擇，並非以營養成分多寡作為標準。反倒是從消化的容易程度來判斷是否適宜，這體現他將食物視為是一種負擔，而非一種滋補。可說他將素食定義成一種減輕負擔，而非增加能量的方式。後續他又將吃素的理由歸納為五點：一者，食品不可過多，若飲食過量便會使人體運作失調，導致機能失靈；次者，應選擇質地清純且易於消化的食物，因為肉類在宰殺過程中夾帶過多雜質，往往使消化效率降低；三者，植物因直接受太陽照射而富含能量，人若食用即可直接獲取。肉類則經由動物轉化，相當於多了一障礙，效率不及植物；四者，食用肉類存在罹患傳染疾病與中毒的風險，影響健康；五者，基於生命倫理，人類應避免屠宰生靈，以此體現對生命的尊重。[註45]

《延壽新法》中伍廷芳對於素食的看法，對比於李石曾的營養觀念，偏重的是肉類所帶來的負擔。若説李石曾的素食觀是站在黃豆的營養價值上建立的，伍廷芳的素食觀便是建立於肉類對身體的負擔上，其所體現可以説是一種治療方針。如〈總序〉中所述：「邇聞各國研究素食，其風漸廣，而生息亦日藩。益信延壽怯病之方，素食為無上妙藥矣」。[註46]

然而，這樣的素食論述，也在當時引發了不同的回應與期待。伍廷芳雖然關注到部分護生觀念，但並未積極探討。1920年代素食運動的重要推手呂碧城，在慎食衛生會成立時，曾經致信伍廷芳，希望他可以從護生的人道關懷來推行素食，然而這個想法卻被伍氏給拒絕。[註47]

予髫齡寓津，見滬報紀伍廷芳氏之蔬食衛生會。即涵陳衛生義屬利己。應標明戒殺，以宏仁恕之旨。伍公復涵。謂原蘊此義。唯恐世俗斥為佞佛。故託衛生之說。以利進行云云。[註48]

依照呂氏的說法，伍廷芳以衛生為旨，主要在意社會大眾的觀感，避免素食被誤解為單純出於宗教動機。透露他最初或許帶有戒殺的考量，但與李石曾合作後，遂轉而強調衛生。不過，呂碧城提出了素食主義究竟是要基於生命關懷還是個人健康的問題。從伍廷芳個人的思想發展來看，這個議題其實貫穿了他的生命後期的思考。雖然他在公共領域中刻意以「衛生」作為推行素食的語言，但宗教信仰與的追尋始終是他關懷的核心。伍廷芳晚年轉向靈學思想，並試圖透過玄學與科學、東西文明對話，來尋找生命的方向。

四、宗教與生命關懷

伍廷芳晚年生活很大一部分關注於玄學。爬梳伍氏對證道學詮釋，能夠找到他以另一種方式詮釋素食的證據。伍廷芳晚年信仰靈學，並且成為證道學會（Theosophy society）在中國的重要推廣者。1910年代開始，中國知識界流行靈學。黃克武的研究指出，1910年代上海所流行這類結合西方催眠、心靈學及東方扶乩術的組織，其特質在於以扶乩的方式來解決當代社會中學術、道德問題。[註49]伍廷芳作為留學生和外交官，長期穿梭於東西之間，對於文明的比較有深刻的體會和洞察。他希望從宗教思想上，來尋求對話空間，且找到中國文化的地位。這個性格顯著地體現在他的宗教信仰上，出身於基督教家庭的他，並沒有選擇信仰基督教，也不像辜鴻銘（1857-1928）一樣，成為極端的文化保守主義者。[註50]嚮往世界主義思潮的他，反倒是深信當時發跡於美國的新興宗教。

證道學會在1875年由布拉瓦茲基（Helena P. Blavatsky，1831-1891）等人在紐約創立，1879年將總部移至印度亞德雅（Adyar），逐漸發展為跨國性的宗教與靈性運動。該會以促進人類大同、推動比較宗教與哲學研究、以及探索自然與人類潛能之隱秘法則為宗旨，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影響深遠，並且以推動西方對東方宗教與神祕主義最為顯著詳細。[註51]

1908年，伍廷芳第二次出使美洲。在此期間，他接觸到證道學的思想，並由此對靈魂存在等問題產生關注。此後，他開始陸續撰寫靈學相關著作，討論通神與精神層面的議題。胡學丞的研究揭示，至少在1910年前後，伍氏就已經成為天人明道會（Theosophy Society）的成員。[註52]1920年在上海成立的「證道學會土星分社」（The Saturn），是中國境內第一個證道學組織，該組織在初期被稱為「道德通神會」。伍廷芳在組織的成立給予許多的支持，並且被推舉為創會名譽會長，可見其在證道學會中的地位。[註53]

伍廷芳所倡導的衛生素食，在證道學中又是如何被詮釋？可以從他的宗教著作來看。1922年所著的《證道學會要旨》一書，主要是作為介紹證道學會教義的傳道功用。第七章〈修道〉一篇中，伍廷芳就將素食作為與靜坐並列的兩種修道方法，伍氏指出：

第一慎飲食。宜清潔。宜素食。豬羊牛等動物，其平日所食之原料，皆極污穢。吾人每日服食其肉。則身體漸變豬羊等之原質。獸性日形發達矣。蓋肉食知人，與真食素之人，性情良善，不作惡事。而食葷之人，往往好勇鬪狠，貪圖權利。甚而殺人強盜，無非食肉之輩。不聞是食素之人。此可為明證也。故人類欲德性向上。斷宜食素。飲料亦宜清潔。第二空氣之緊要。人類之呼吸，必得天地之清氣。濁氣不宜。即住所一節。亦不宜關閉自封在稠人廣眾之中。尤應注意。蓋必身體完整可修道也。[註54]

由此觀察，伍廷芳在接受證道學的信仰之後，素食思想有些許向宗教道德層面的擴張。承襲《延壽新法》之中的衛生觀念，伍廷芳進一步將素食的衛生潔淨視為人修養性情的基底，不僅僅是對於身體有所傷害，污穢的肉類更是滋長暴力、貪欲的源頭。這與布拉瓦茨基對素食的態度有一定程度的貼近。在布拉瓦茨基的對話錄《證道學之鑰》（The Key to Theosophy）中，可以發現她鼓勵信徒吃素，其理由是肉食會增長動物性，不過教內並沒有立下強制的規定。布氏同樣對於肉類的種類做出排序，她認為大型動物影響人類最多，鳥類次之，魚類和冷血動物則較少。另外，布氏也認為吃肉會導致疾病，並且阻礙內在力量的發展。不過，儘管認為素食比較好，但布氏並非站在動物倫理的立場思考，認為吃肉沒有任何罪過，只是對於自身發展有礙。[註55]

關於殺生與素食的問題，《伍廷芳證道學說》中有一篇寫道：

問：既是有因果萬物之生死，必有因果，然則殺生而食，必無罪耳，此論是否得當，請為開導。

答：萬物之生殺，是有因果在內，此即是有數存焉。如古人所謂一飲一啄，事皆前定。又如耶教聖經云，雖麻雀之死，上帝亦必知之。其死也是數，其食也亦是數必矣。惟是不殺生者，仁也。見其生不忍而忍見其死者，不仁也，則不同耳……故殺生而食之，其物之死於汝口腹，是定數，則食之者無罪也，惟不忍見其死而為汝所食，是仁也。仁者是天地之生機，擴而充之，聖賢仙佛，可冀於今生來世也。[註56]

伍廷芳對於素食的觀點大致前述布拉瓦茨基的觀點相仿，不認為吃肉本身有道德疑慮，只是強調會能否達成儒家中「仁」的標準而已，並且這個仁可以成為修行的基礎。後續又延伸到證道學的信徒是否一定要吃素的問題：

問：先生此論果是的當然，則證明道學者之食素是純然為仁乎？

答：是不獨仁於物又實仁於己，我以一事案之，汝則明矣，有一老人食不消化，夜不能安睡，老疾纏身，自覺做人無樂趣，自願速死。不知人身既老，消化力不足，以致不能安睡，精神由此薄弱，因而老疾纏身，苟能食素？非中國之冬菇腐竹之素，乃衛生素食，則食必消化，夜必安睡，而精神強壯，老疾自減矣，故我謂食素不獨仁於物，而亦仁於己者也。[註57]

伍廷芳透過故事舉例，以食用蛋奶的衛生素來回答。鼓勵發問者能夠吃素最好。並且提出吃素是「不獨仁於物又實仁於己」，可以發現，伍廷芳的素食觀點是由自身而擴展至動物，並非純粹只考慮衛生科學而忽略對於動物的關懷。這可以從《美國視察記》來佐證，在〈運動〉（Sport）一章中，討論完素食者的體力問題後，伍廷芳緊接著是大力批判打獵，認為透過獵殺動物尋歡作樂是野蠻的行徑，同時他也舉出射殺鳥類、虐待老鼠等行為是暴行，不符合為文明的價值，更可能成為戰爭的源頭。[註58]伍廷芳的素食思想雖然以衛生與養生為核心，但並不僅止於此。當時西方素食主義本就涵蓋廣泛的範疇，而在伍氏的論著中，亦能窺見宗教與生命關懷的意涵，只是這些層面在既有研究中常遭忽略。這樣的詮釋展現出伍廷芳更深層的關懷，即如何在東西文明之間尋找一種共通話語，並藉此回應當下世界的問題。正因為不受清廷重用以及對袁世凱稱帝的失望，伍氏更傾向於反思文明的意義，並在這段時間選擇以素食作為改革的途徑，以回應知識分子對國家未來的焦慮。

不過，伍廷芳選擇以「衛生」作為理論依據，勢必有所考量。一是這契合他作為中西橋樑的身份。在當時語境下，衛生被視為先進科學知識，象徵著中國社會渴望追求的西方現代性；二是在當時，衛生概念本身的定義模糊，使伍氏能夠結合傳統養生思想加以擴充，並得以回應更多的社會議題。作為熟悉中西文明的知識分子，他以此概念回應時代問題，成為一種策略性的選擇。回到個人生命經驗，伍廷芳追求中西文明的對話，並強調民族自信，由此推廣素食的實踐不僅是生活方式的提倡，中西文明交流、玄學與科學對話。這種模式後來也被延續到民初的素食運動，使之展現出兼具開放性與多樣性的思想生態。

五、結論

考察伍廷芳的素食思想，可以發現其觀念主要源自西方衛生學著作，尤以亨德森與開洛洛二博士的影響最深。1910年創辦的「慎食衛生會」，即體現了他個人生命經驗的投射。伍廷芳希望素食不僅能藉由衛生學的理念而現代化，更能走向精緻化，成為足以登上國際宴會桌的飲食方式。1914年，他出版《延壽新法》，系統地整理了其素食觀。其論點在於以機器式的生理機能論，強調肉食所造成的毒害與負擔，藉此彰顯素食的價值。他推崇的核心不在於營養補益，而在於「少食」與「食之有方」，認為唯有透過減輕身體負擔，方能達致延年益壽。這與李石曾以化學分析證明素食可提供豐富營養效益的論述，形成鮮明對比。

在接觸證道學之後，他更將這種延壽取向的飲食方式，上升為修道的基礎，並與德性修養相結合。儘管在伍廷芳的思想中，動物倫理並非他推行素食的主要動機，但他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展現其人道關懷，並且附加於素食之上。以素食為主軸的組織結社，也為1920年代中國佛教界的護生素食運動埋下伏筆。由此可見，民初素食主義的第一波風潮，其核心並非戒殺或宗教因素，而是以追求衛生、延壽為重。伍廷芳雖以衛生為素食思想的核心，但並未局限於此。他的論述同時觸及宗教與生命關懷，折射出他在東西文明之間尋找共通語言的企圖。透過衛生這一兼具科學象徵與傳統延伸性的概念，不僅回應了時代焦慮，也開創出民初知識分子與西方文明對話的一條路徑。

附記：本文作者許原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感謝匿名審查人指出初稿之缺失並提供修改方向，亦感謝編輯團隊協助指正格式、文字和資料細節的錯誤。上述建議使本文得以更加完善；惟本文一切文責由筆者自行承擔。